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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运财富传承院专刊 | 《传承与慈善:中国家族案例报告》(下)
发表时间:2025-04-15     阅读次数:    


德行善举是唯一不败的投资。” —— 梭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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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家族传承是文明延续的重要载体,慈善则是“仁”与“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席卷的当下,人们对传承与慈善的研究打破了壁垒,将本是不同领域的两个概念联系的越发紧密,“慈善不仅是财富的单向输出,更是家族精神的传承纽带”在饱受儒家思想影响又逐步放眼看世界的中国家族身上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 ,家族治理、慈善信托、文化资本等维度被统筹考量,家族治理结构与形式日趋多元和完善。

本期熙运传承金融院专刊,精选报告重点内容,以范氏、钱氏等七大家族为样本,深入剖析中国传统家族如何通过慈善实践实现文化传承与社会价值的双向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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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前身是成立于2007年4 月的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于2016年7月26日正式更名。公益创新研究院整合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优质研究资源和海内外知名学者团队,旨在通过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实践咨询、社会倡导和决策参与,成为引领公益思想、开创学术前沿、推动社会创新的研究教育基地和新型民间智库。





唐氏家族——融贯中西的近代化之路


珠海唐氏家族的崛起与珠江口的地理优势及近代中外交流密不可分。唐氏始祖居俊公于宋末因政治动荡迁居唐家湾,历经明清两代耕耘,至近代因澳门开埠和洋务运动迎来转折。19 世纪中叶,唐廷枢、唐廷桂等族人凭借澳门的西式教育背景,成为最早的买办群体之一,投身洋行贸易,积累原始资本。唐廷枢历任怡和洋行买办、轮船招商局总办,推动中国近代航运与煤矿工业发展,成为 “官督商办” 模式的代表人物。其弟唐廷庚、族弟唐翘卿等在茶业、矿业领域同步发力,形成 “唐氏买办集团”。
1874 年,唐绍仪作为第三批 留美幼童赴美,后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成为政治领域的革新代表。唐国安则主持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推动庚款留美计划,培养了胡适、梅贻琦等英才。海外方面,19 世纪 50 年代,唐氏族人在加州成立 “上恭都集善堂”,成为海外华人最早的慈善组织之一,维护侨胞权益并推动落叶归根。

▲双视野文化下的传承创新

教育先行:从私塾到留学的跨越。唐氏家族早期设立 “翘卿家塾” 等传统私塾,保障族内基础教育;随着西学东渐,积极投身新式教育。唐廷枢参与创办上海广方言馆,唐国安主导清华学制改革,将西方大学教育体系引入中国。家族子弟留学潮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唐绍仪、唐宝潮等留学欧美,学习法律、军事等现代学科,形成 “官费 + 自费” 的留学传统,培养出一批兼具中西视野的精英。
慈善网络:本土与海外的联动。境内,唐氏参与地方基建,如唐绍仪捐建澳门科技大学,唐翘卿资助家乡水利工程;境外,集善堂不仅提供丧葬、医疗救助,更通过法律诉讼反对美国排华法案,成为华人维权典范。1900年,集善堂联合华人社团挫败加州排华法案,彰显跨地域的组织能力。
制度设计:家族与企业的协同。唐氏家族通过“亦官亦贾”模式融合政商资源,唐廷枢以官衔提升企业公信力,唐绍仪借政治影响力拓展商业网络。家族内部建立互助机制,如义庄资助贫困子弟读书,企业利润反哺公益,形成“商业-慈善-教育”闭环

▲近代化进程的多元贡献

经济领域:唐廷枢主持的轮船招商局打破外资航运垄断,开平煤矿推动华北工业革命,唐氏企业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实践样本。唐翘卿的华茶公司将中国茶叶推向国际市场,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2.政治与文化领域:唐绍仪推动民主共和,参与南北议和;唐国安奠定清华教育体系,确立“中西贯通”的办学理念。海外集善堂的运作模式成为华人社群自治的模板,促进跨文化交流。

3.慈善范式:集善堂的“落叶归根”计划运送侨胞遗骸回乡,体现传统伦理与现代公益的结合;境内义庄与境外善堂的联动,构建了跨地域的慈善网络,为近代华人慈善提供范本。

▲全球化时代的跨境传承

1.文化融合的韧性。唐氏家族以儒家“士”精神为内核,吸收西方商业规则,形成“双视野”文化——既坚守家国情怀,又具备国际视野。现代家族可借鉴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在全球化中保持文化根性。

2.教育与慈善的协同。从私塾到新式学堂,再到留美计划,唐氏始终将教育作为传承核心。现代家族可构建“教育基金+公益项目”体系,如设立专项奖学金、支持职业教育,培养兼具社会责任感的后代。

3.制度与情感的平衡。唐氏通过官商结合、家族委员会等机制维系凝聚力,同时以慈善事业强化社会认同。现代家族需建立制度化治理(如信托、基金会),同时保留家族仪式(如祭祖、家族会议),平衡理性管理与情感联结。


珠海唐氏家族的传承史,是一部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微缩史。从买办起家到实业救国,从乡土私塾到全球教育,从宗族互助到跨国慈善,他们始终以开放姿态回应时代挑战。其核心启示在于:真正的家族传承,是文化基因与制度创新的共生,是个人奋斗与社会责任的统一。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唐氏家族的经验为家族如何在多元文化中保持韧性、在商业成功中践行公益提供了宝贵借鉴。


欧阳氏家族——传承中的守旧与革新


浏阳欧阳氏起源于江西庐陵,元代欧阳玄主修《宋史》,奠定家族史学传统。明清时期,家族以耕读传家,至晚清欧阳中鹄一代迎来转折。作为谭嗣同的老师,欧阳中鹄参与维新运动,创办算学社,却因理念分歧与学生分道扬镳,体现传统士大夫在变革中的矛盾。其孙欧阳予倩放弃科举,投身戏剧革新,创立中国话剧先河,孙女欧阳山尊则融入红色文艺,三代人跨越保守与激进,演绎家族在时代浪潮中的适应力。

▲船山学影响下的价值坚守与突破

1.思想内核:船山学的经世致用。

欧阳中鹄以王夫之“器变道亦变”为理论基础,支持变法却反对激进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这种思想影响家族两代人:欧阳予倩在戏剧中融入传统戏曲元素与西方话剧形式,创作《黑奴吁天录》等作品,既保留京剧韵味,又引入现代叙事;欧阳山尊在延安时期将戏剧与革命宣传结合,改编《杨开慧》等剧目,实现艺术与时代使命的统一。

2.教育实践:从私塾到新式学堂。

欧阳中鹄参与创办浏阳算学社,引入数学、物理等新学科,打破传统儒学教育局限;欧阳予倩主持南通伶工学社,首开戏剧职业教育,强调“戏剧为社会教育之工具”,培养程砚秋等名角。家族内部形成“旧学打底,新学拓展”的教育模式,既研习四书五经,又接触西方科学与艺术。

3.慈善公益:赈灾与文化传承并重。

欧阳中鹄主持浏阳赈灾,以工代赈、创办义仓,体现传统仁政思想;欧阳予倩捐赠剧作版权收入,设立戏剧教育基金,支持底层艺人学习。家族通过“义庄+学堂+剧场”的多元公益形态,将慈善从物质救济提升至文化赋能。

▲新旧交织的文化革新

1.思想领域:欧阳中鹄的保守维新思想影响湖南士绅阶层,成为洋务派与维新派的过渡桥梁;欧阳予倩的戏剧革新打破“戏子低贱”的传统观念,推动戏曲职业化、大众化,其“爱美剧”运动启蒙民众思想。

2.教育领域:算学社培养出一批科技人才,伶工学社开创中国戏剧教育体系,清华长庚医院的援建推动医学教育发展,家族三代在教育领域的实践,见证从传统书院到现代专科教育的转型。

3.慈善范式:欧阳氏的赈灾实践融合官方与民间力量,创立“官督绅办”模式;戏剧慈善则通过艺术传播提升社会审美,形成“文化慈善”新路径,影响后世梅兰芳等艺术家的公益实践。

▲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

1.文化基因的动态传承:欧阳氏以船山学为精神纽带,却不拘泥于旧学,体现“变与不变”的智慧——核心价值观(经世致用)恒定,表现形式(教育、艺术)随时代创新。现代家族需提炼核心精神(如家训、家风),同时以开放姿态吸收新思想。

2.代际分工与协同:欧阳中鹄奠定思想基础,欧阳予倩拓展艺术领域,欧阳山尊融入革命文艺,三代人各领风骚却共享“士为天下先”的担当。现代家族可鼓励后代在不同领域深耕,通过家族基金会或共同事业保持联结。

3.慈善的文化赋能属性:从赈灾到戏剧教育,欧阳氏始终关注“人的发展”而非单纯物质救济。现代家族慈善应超越捐赠,聚焦文化传承、技能培训等“授人以渔”项目,如设立非遗传承基金、创新创业孵化器。


浏阳欧阳氏的传承传奇,本质是一部“保守与革新的共生史”。他们在儒家传统中寻找变革依据,在时代裂变中坚守经世初心,以教育和艺术为载体,将个人命运与民族文化复兴绑定。其启示在于:真正的家族韧性,源于对文化根脉的深刻认同,更在于对时代需求的敏锐回应。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欧阳氏证明,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古老智慧在新语境中焕发新生。


李锦记家族——思利及人与现代家族治理


1888年,李锦裳在珠海南水创立李锦记,因意外熬制蚝油发家。1902年迁至澳门,1932年总部移至香港,开启国际化征程。第三代李文达引入“熊猫牌”平价产品,打破高端市场局限;第四代李惠森拓展健康产业,创立无限极,将中医养生推向全球。五代人跨越三个世纪,从手工作坊到市值千亿的跨国集团,核心在于“思利及人”价值观的坚守与治理结构的持续迭代。

▲价值观引领下的治理创新

1.核心价值观:思利及人的三层内涵。

换位思考:从顾客需求出发,如李文达发现蚝油包装颜色不够醒目,迅速调整为红色,提升辨识度;家族会议中,成员需站在对方立场讨论决策。

关注感受:建立“爽指数”“压力指数”评估员工状态,家族聚会强调“倾听文化”,避免家长式权威。

直升机思维:确立“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李锦记”的全球视野,将企业使命升级为“弘扬中华饮食与养生文化”,超越商业追求。

2.治理结构:从家族委员会到千年计划。

2002年家族委员会:设立家族宪法,明确家族与企业分离,委员会统筹家族投资、慈善、教育,避免第二代分家危机。引入西方信托制度,将股权转入家族信托,确保控制权不分散。

2018年千年计划:面对第五代参与度下降,调整治理结构,成立独立股东委员会管理企业,家族委员会专注文化传承。提出“家庭第一,企业第一”原则,平衡个人发展与家族责任。

3.慈善实践:从家族基金到社会福祉。

李锦记家族基金以“代代有爱”为使命,开展“祖父母快乐绘本”“义代同行”等项目,促进代际沟通;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研究家庭关系,将慈善从物质捐赠转向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如通过“家庭健康指数”评估项目提升社区福祉。

▲商业与公益的共生典范

1.商业领域:李文达的“品牌分层”策略(高端“旧装”、中端“熊猫”、平价“财神”)覆盖全消费群体,2019年内地收入占比达60%,成为中餐全球化的“味觉使者”。无限极的中草药健康产品进入100多个国家,年销售额突破200亿元。

2.治理领域:家族委员会模式被写入哈佛案例,成为华人家族企业治理标杆;千年计划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践,为多代际家族解决传承难题提供参考,如规定家族成员入职需有三年外部经验,避免裙带关系。

3.慈善领域:基金项目影响超过50万家庭,其“预防胜于治疗”的健康理念推动社区养生教育;汶川地震、新冠疫情中累计捐款超2亿元,且注重灾后心理重建,体现“战略慈善”思维。

▲传统智慧与制度设计的融合

1.价值观制度化:将“思利及人”融入公司章程、考核体系,如高管KPI包含社会责任指标,家族会议必修价值观课程,确保文化不流于口号。

2.动态治理结构:借鉴“家族委员会+专业机构”模式,设立独立监事委员会监督企业,引入外部顾问弥补家族视野局限,如李锦记聘请麦肯锡设计数字化转型战略。

3.慈善的可持续性:建立“商业反哺慈善”机制,如无限极每销售一瓶产品捐赠0.5元至养生文化基金,形成“产品-公益-品牌”闭环;同时聚焦前瞻性社会问题,如老龄化应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提升慈善影响力。


李锦记的百年传奇,本质是“中国智慧+现代制度”的成功实验。他们将儒家“利他”思想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规则,在代际冲突中创造“协商式传承”,在商业扩张中坚守公益初心。其启示在于:家族传承的关键,是将文化基因转化为制度框架,让价值观成为穿越周期的稳定器,同时以开放姿态吸收全球治理经验。在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李锦记证明,当商业成功与社会价值形成共振,家族企业可以成为跨越代际的文明载体。


王氏家族——以慈善事业承载家族传承


王永庆16岁从米店起步,1954年创立台塑集团,历经石油危机、产业转型,成为台湾制造业标杆。2008年去世后,家族通过五大境外信托、长庚医院等非营利机构实现“所有权信托,经营权共治”,将财富转化为社会资本。王氏家族的传承核心,是将企业股权装入慈善信托,以长庚医院为枢纽,构建“商业-医疗-教育”的公益生态。

▲信托架构与非营利组织的协同

1.财富传承:境外信托与交叉持股。

六大境外信托:在百慕大、利比里亚设立家族信托,持有台塑四宝(台塑、南亚、台塑石化、台化)股权,通过“私人信托公司+目的信托”四层架构,确保股权集中且永续经营。如WangFamilyTrust持有台塑25%股权,受托人由家族成员与外部律师共同担任,避免遗产税冲击(2009年缴纳119亿元遗产税,创台湾纪录)。

交叉持股:台塑四宝相互持股,形成利益共同体,外部资本难以介入,2019年长庚医院持有台塑9.44%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奠定慈善机构对企业的影响力。

2.慈善载体:长庚医院的双重使命。

医疗普惠:1976年成立长庚纪念医院,首创“平民医院”模式,床位占台湾私立医院1/3,门诊量居全台之首,打破公立医院垄断,推动台湾医疗资源均衡化。

控股中心:医院通过股权捐赠、持续增持,成为台塑集团实际控制者,2019年持有台化18.58%股权,以非营利机构身份参与企业治理,确保利润反哺医疗与教育。

3.文化传承:价值观与制度绑定。

王永庆在《给儿女的一封信》中强调“财富属于社会”,家族信托章程规定:“股权不得分割,利润90%用于慈善”,长庚医院董事会15人中有5名社会贤达,避免家族过度干预,确保公益属性不偏移。

▲商业帝国的公益转型

1.经济领域:台塑集团年营收超1000亿美元,长庚医院以企业利润补贴医疗亏损,2022年投入30亿元用于偏远地区义诊,形成“以商养善”的可持续模式。

2.医疗与教育:长庚医院培养台湾1/4的医师,明志科技大学专注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率达98%,构建“医疗-教育-就业”闭环;厦门长庚医院成为大陆台资医院典范,推动两岸医疗合作。

3.制度创新:王氏家族的“慈善信托+控股公司”模式影响大陆企业家,如曹德旺的河仁基金会借鉴其架构,将福耀玻璃股权装入慈善信托,实现财富社会共享。


财富社会化的制度设计

1.慈善信托的战略价值:王氏家族通过信托实现“财富防火墙”,隔离家族风险与企业经营,同时确保慈善事业永续。现代家族可设立“慈善主导型信托”,将部分股权转入信托,指定收益用于教育、科技等公共事业,兼顾传承与社会责任。

2.非营利机构的治理平衡:长庚医院董事会的“三分法”(家族成员、专业人士、社会贤达各占1/3)避免内部人控制,值得借鉴。家族需明确基金会与企业的边界,如规定基金会不得干预企业日常经营,但可通过股东会议影响战略方向。

3.价值观的制度化表达:王永庆将“财富社会责任”写入信托契约,形成法律约束,而非依赖道德说教。现代家族应将家风家训转化为公司章程、基金会宗旨,通过具体条款(如利润分配比例、决策机制)确保价值观落地。


台湾王氏家族的传承,是一场关于财富本质的深刻实践。他们将商业成功转化为社会资本,用慈善信托破解“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以长庚医院为载体,实现企业、家族与社会的共生。其启示在于:真正的家族传承,不是财富的囤积,而是将个人奋斗成果融入社会进步的洪流。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王氏家族证明,当财富与公益形成制度性绑定,企业可以超越个体生命周期,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永续力量。这不仅是家族智慧的胜利,更是一场关于财富伦理的时代启示——唯有让财富流动于社会,方能实现真正的“传承不朽”。


「结 语」

七个案例,跨越古今,涵盖大陆、香港、台湾不同地域,展现了中国家族在现代化浪潮中以慈善为纽带实现文化传承与社会价值共生的多元路径,多角度展示了财富从 “家族私产” 到 “社会公器” 的蜕变,实践了 “财富归社会” 的终极信仰。这些案例共同揭示:慈善不仅是财富的再分配,更是文明基因的传递媒介。在全球化与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家族正从传统 “义庄模式” 向现代慈善体系转型,其核心在于将文化根脉、制度创新与社会责任有机融合。未来,随着慈善信托、家族基金会等工具的法治化发展,期待更多家族以慈善为桥,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延续,让个体财富升华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永恒力量,书写属于中华文明的家族传承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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