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熙运”二字在汉语中,本意为国运兴隆。有人说过:一个国家昌盛的表现不在财力,而在于周边国家的规模与实力。然而落到实处,古今中外对国运兴隆的鉴定标准貌似从来都离不开这两个物质——黄金与宝石。
本期「熙运香港艺术视角」将带领读者观赏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特别展览,跨越时空,共同欣赏令人魂牵梦萦的金银珠宝及其背后堪称艺术的商业底蕴。
是次取材地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相较于香港的其他大型美术博物馆,该馆已经几乎把“面向世界观光客”的意图写在了大门上:门票120港纸,包含1至7号厅的常规展览(故宫文化主题)以及8、9号厅的两场特别展。
常规展览以“故宫的日常”为主题,重现了清朝皇室的朝前庭后和日常起居,置身其中竟还有一点穿越时光的感觉,可见该馆的布展功力。但本次观展的目的并非常规展,小编加快脚步直奔更具含“金”量的第一个特别展——「金彰华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梦蝶轩藏古代金器」。
简介:本次展览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首个以本馆馆藏为主的特别展览,展出200多件由梦蝶轩主任卢茵茵与朱伟基所捐赠及收藏的古代中国金器,也是近年香港最大型的古代金器展览。
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呼应古代金器的质朴做工,该展的整体装潢简直是大写的“简单粗暴”,用印刷好的泡沫隔板简简单单把时空割成了三个板块:东周与战国时期、吐蕃与唐朝、辽宋至明朝,按照时间线陈列展品。不过实打实的200多件金器摆在眼前,也谈得上是琳琅满目了(放过策展团队吧)。
古代人没有什么自欺欺人的黄金保值之说,只知道黄金作为多国之间共通的流通货币,当然是越多越好。除了金子要够花,头上戴的、腰上挂的、手上绑的都得是金的,但这都太基础了。自古有钱人不用自己的脚落地走路,因此骑的马儿嘴里咬的、头上戴的、腰上挂的,都得镶上宝石、贴上金,以显示自己的实力。
人们能够从金器的造型和细节了解到该时代的社会现状。在东周时期,天下还算太平,金饰虽然不多,但也够东周工匠发挥艺术本能。工匠们就以他们眼所见的天上飞鸟、地上野兽为主题打造金器,呈献给皇室豪门。
然而进到战国时期,社会乱了,国家之间的切磋增多,“怎么把领土的特色融进金饰里”就成了金匠们绞尽脑汁的夺命课题。例如中原,森林里栖居着各式各样的鸟,金器就以禽鸟为主;而北方草原则有羊、马、鹿等草原动物,金器便多以它们为主题。即便当年金匠团队并非完全“国有化”,但也已有专为各国统领服务并管理的雏形所在。
金银珠宝不分家,古代中国最常用的宝石是开采困难的绿松石。与大唐王朝共享时空的吐蕃就尤其偏爱绿松石,贵族厚葬时必须配上金镶绿松石的覆面和服装鞋靴。18-19世纪藏区高官所有的「荣耀之脸」肩饰更是布满了绿松石,每颗的成色非常纯净、统一,戴在肩上想必是相当“长脸”的。
同时空的大唐少了高原民族的粗犷,大唐金匠们的目标群体更多是女性,因此金饰设计更加细腻优雅,黄金工艺也在这段时间得到了大力的发展,金匠们变着花样围绕女性的发型打造了许多特色发饰。
古代金器的设计必定随着统治阶级的变动而改变。辽代独有的心形坠饰并非是如今常见的爱心,而是心脏的形状,想到当时统治辽朝的契丹族便也不觉得奇怪了;中原这边的宋元明继承了前代的工艺和设计,越做越细腻,甚至出现了“国企”——官方银作局,专门为达官贵族制作金饰。珠宝匠人正式成为公职人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编制和稳定薪水的专业职场人”,也映射出了“家族办公室”在中华文明中的最早雏形。
东周与战国时期、吐蕃与唐朝、辽宋至明朝,这三个在本次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中国古代金器特展」所策选展出的时空板块,不仅各自文化艺术演变发展的差异特色得到了反映和呈现,而且或多或少,也从一种独特的维度,让作为历史底色的各阶段“国运”变迁,得到了一次披沙拣金、栩栩如生且富于质感的勾勒与描摹。
本期熙运香港艺术视角,有幸与大家通过两百多件珍贵金器展品的远古廓型、精巧纹样和片光零羽,一起悦见了跨越两千三百年的风云变幻与金彰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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